全球货币乱局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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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货币乱局依旧

1月21日讯--2015年结束之际，全球只有少数地区取得了强劲增长。在这个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都急需快速增长以保持国内稳定的年月，这一状况堪称危险。它反映了各种因素，包括先进工业国的低生产率增长，大萧条遗留的债务负担，以及对新兴市场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重估。

那么该如何抵御需求疲软的影响?理论上低利率应该能促进投资和创造就业机会。但在实践中，如果债务负担意味着消费需求持续疲软，新投资的实际回报可能会因此而崩溃。瑞典经济学家克努特·维克塞尔在一个世纪前定义的中性利率——简而言之，就是使经济回归充分就业以及稳定通胀所需的利率——甚至可能是负的。这也说明了央行为何会痴迷于量化宽松这类非常规货币政策。但这些政策究竟能否刺激国内投资和消费，充其量也只是有些含糊不清的证据。

另一种刺激需求的诱人方式是增加政府基础设施支出。但在发达国家中那些常规的基础建设投资早已完成。虽然每个人都知道有需要去维修或更换现有的基础设施(美国的桥梁设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大规模开支将提升公众对加税的焦虑，反而导致家庭储蓄增加，企业投资减少。

可以说，工业国家的增长潜力早在大萧条之前就已经下降。美国财政部前部长拉里·萨默斯曾用“长期停滞”这个广为流传的词汇，来形容希望更少消费的老龄人口和那些收入占全社会份额不断增长但却不愿增加消费额的超级富豪。

这种导致增长放缓的结构性因素，意味着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那些通过刺激更多的竞争、参与和创新来提升增长潜力的措施。但结构性改革会遇到既得利益的阻碍。正如时任卢森堡首相的让-克劳德·容克在欧元危机最高峰时所言：“我们都知道该怎么做;我们只是不知道做了之后如何获得连任而已!”

如果国外发达国家是如此难以实现经济增长，为什么不能满足于较低的增长?毕竟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已经很高了。

其中一个要这样硬撑着的原因，就是履行过去的承诺。在上世纪60年代，各大工业经济体向广大公众许下了慷慨的社会保障承诺，该承诺后来又被对公共部门雇员所许下的不合理承诺所放大。此外，经济增长是社会和谐的必要保障，因为那些可以随时上街抗议的年轻一代必须工作，来支撑对老一代人的承诺。如果技术变革和全球化意味着一定程度的增长只能产生更少的优质中产阶级就业岗位，那么就需要更多的增长来防止不平等问题扩大。

最后还存在着通货紧缩的恐惧心理，日本的例子最为典型，大家都说该国政策制定者放任价格下跌，需求低迷和增长停滞的恶性循环控制了整个国家。

事实上，这种传统看法可能是错误的。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资产泡沫破灭时，当局并未清理银行系统或重组过度负债企业，导致经济放缓期延长。而一旦日本采取了在上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的果断行动，人均增长率是足以和其他工业化国家媲美的。此外，2000至2014年间日本平均失业率为4.5%，相比之下美国是6.4%，欧元区为9.4%。

诚然，通货紧缩确实会提高现有债务的实际负担。但如果债务过多，有针对性的结构重组调整总比用通胀一笔抹掉更好。

无论如何论证，通货紧缩的幽灵一直困扰着各国政府和央行，并因此导致了工业经济的困境：如何将经济刺激措施已被证明无效的现实，和要求增长的政治诉求相调和，赖掉债务在政治上不可行，结构改革前期会造成巨大的社会创伤，各国政府也不会轻易采纳。

发达国家只有一个其他增长渠道：通过积极的货币政策令汇率走低，从而促进出口。理想的情况下，由发达经济体提供资金输血的新兴市场国家，将在吸收这些出口的同时投资于本国的未来，从而推高全球总需求。但这些国家从上世纪90年代的新兴市场危机得到的教训是，依赖外国资本来帮助投资是危险的。对此一些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削减了投资，开始实现经常项目盈余，倾向于积累外汇储备以保持本国货币的竞争力。

到2005年，时任美联储主席的本·伯南克创造了“全球储蓄过剩”这个词来形容从全球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涌入美国的外部盈余。伯南克指出了这些资金所导致的不良后果，其中最显著的就是导致美国房地产泡沫的资源错配。

换言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被锁死在资本流动和需求的危险共生之中，刚好跟上世纪90年代后期新兴市场危机之前同样危险的模式反了过来。在2008年的危机之后，该模式再次扭转，资本开始从发达国家流向新兴国家市场，但这一设定的脆弱性会随着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收紧而暴露出来。

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对经济增长的政治诉求不会超过一个经济体的实际潜力。而在现实世界中，社会保障的承诺，过度负债和贫穷不会消失，我们必须找到方法来实现可持续增长。首先，我们需要避免非常规货币政策或持续汇率干预这类以邻为壑的政策，从根本上减少资本外流和货币竞争性贬值。

最重要的是，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多边机构应行使自己的责任，通过分析并仔细判断每一项非常规货币政策(包括持续的汇率干预)来维护全球体系的稳定。目前这个缺乏有效组织的混乱体系正在推动世界走向竞争性的货币宽松政策，在这个体系下谁也无法全身而退。发展自由贸易和负责任全球公民意识的共识——从而抵制狭隘的压力——将为世界迫切需要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基础。

超人在回归的路上，不仅有了体面的经济数据，也有了花钱的底气。2015财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降至八年新低的局面将在新财年发生改变。美国国会预算局19日预测，由于美国政府决定永久性延长一些税收减免措施，将在今年9月底结束的2016财年，美国政府财政赤字率有可能升至2.9%，这也是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首次上升。

赤字七年首增

2009年，总统奥巴马上任伊始，受政府收入减少但开支急剧增加影响，美国政府赤字一度高达1.4万亿美元，达到 “大萧条”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后，美国的财政赤字鲜有提高，如今减赤执行良好的奥巴马似乎有意要在任期最后一年做出改变。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将2016财年的预算赤字预期从4140亿美元上调至5440亿美元。CBO表示，上调预算赤字预期主要是由于实施永久性减税政策。

预计2016年预算赤字占美国GDP的比例将达2.9%，高于此前预期的2.2%。美国政府的财年从10月开始，结束于9月。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孙杰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2016财年预算上调实际上应该考虑2015财年联邦政府财政赤字降至八年最低的基础，这次上调可以理解为一次‘主动’调整，调整的幅度基本符合预期并未触及2009年金融危机高点。”

彼时正值美国经济深陷危机，政府财政收入只有2.1万亿美元，比上一财年下降16.6%;但失业救济、养老等福利开支增加，加上一系列经济刺激措施和救市计划导致政府开支达到3.52万亿美元，比上一财年增加18.2%,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创纪录地接近10%。

规避财政悬崖

财政赤字创下历史新高之后，奥巴马采取了一系列减赤措施，联邦财政赤字总额在2013年减少到1万亿美元以下。2015财年，由于税收增加和政府开支减少，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达到200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015财年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2.5%，低于3%的国际警戒线。

值得关注的是，预算赤字缩小为2007年以来最小值的同时，2015财年个人和企业税收收入达到创纪录高点。在孙杰看来，在财政赤字的调整中，国会与白宫之间实际上存在一定分歧。一方面国会希望政府立即减免税收为企业投资个人消费增加动力，白宫则希望在保证社保福利支出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加大科教文卫投入，为未来支出增长做铺垫。

事实上，在美国经济复苏的过程中，规避税收增加与支出削减一直是公共财政的必考题。2012年，时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提出“财政悬崖”，当时布什政府设立的减税政策在2012年底到期;同时，2011年美国国会在商讨提高债务上限时通过的《2011预算控制法》在2013年生效，规定从2013-2021年，每年的政府预算都要减1090亿美元。二者叠加，美国人民面临税收增加以及政府开支削减的双重打击，十分不利于美国的经济复苏，故被称之“财政悬崖”。

因此美国自金融危机以来，为了提振国内经济、降低失业率、刺激民众对经济的信心，政府一直实行的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通过减税、增支进而扩大财政赤字的财政分配方式，增加民众及企业手中的可支配资金，增加和刺激社会的总需求，促进消费提振经济。

铺路经济复苏

“赤字率调整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兼顾经济发展长远周期的基本理念，不机械地追求财政平衡，在美国经济逐步复苏的背景下，避免政府过多的财政‘挤出’，积极还税于民，加强经济投资社会开支，为美国经济持续复苏提供动力”，孙杰表示。

长期以来，两党在减税和增支方面一直存在分歧。共和党主张减税，限制开支和削减债务，不支持政府过多干预，主张回归自由市场;民主党寻求保持或者扩大政府支出和增税，主张政府“作为”使用税收、监管和扩大支出来使经济保持增长并保护国民免受市场动荡之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