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中国制造业PMI为50.1% 创4个月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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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1%，比上月回落0.7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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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PMI为50.4%，比上月回落0.7个百分点；中型企业PMI为49.8%，比上月下降1.6个百分点；小型企业PMI为48.9%，比上月回升1.6个百分点。
　　2013年6月，构成制造业PMI的5个分类指数普遍回落。
　　生产指数为52.0%，比上月回落1.3个百分点。
　　新订单指数为50.4%，比上月回落1.4个百分点，位于临界点以上。
　　原材料库存指数为47.4%，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
　　从业人员指数为48.7%，比上月微降0.1个百分点，连续13个月位于临界点以下。
　　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为50.3%，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位于临界点以上。
　　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为44.6%，比上月下降0.5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大幅低于临界点，表明制造业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持续回落。
　　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1%，比上月回落2.2个百分点，自2013年4月以来，该指数月回落均超过2.0个百分点，表明制造业企业对未来3个月内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持乐观态度的比例连续3个月有较大幅度下降。
中国制造业PMI分类指数(经季节调整)单位：%PMI生产新订单原材料库存从业人员供应商配送时间2012年6月50.252.049.248.249.749.12012年7月50.151.849.048.549.549.02012年8月49.250.948.745.149.150.02012年9月49.851.349.847.048.949.52012年10月50.252.150.447.349.250.12012年11月50.652.551.247.948.749.92012年12月50.652.051.247.349.048.82013年1月50.451.351.650.147.850.02013年2月50.151.250.149.547.648.32013年3月50.952.752.347.549.851.12013年4月50.652.651.747.549.050.82013年5月50.853.351.847.648.850.82013年6月50.152.050.447.448.750.3　　附注
　　1。主要指标解释
　　采购经理指数(PMI)，是通过对企业采购经理的月度调查结果统计汇总、编制而成的指数，它涵盖了企业采购、生产、流通等各个环节，是国际上通用的监测宏观经济走势的先行性指数之一，具有较强的预测、预警作用。PMI通常以50%作为经济强弱的分界点，PMI高于50%时，反映制造业经济扩张；低于50%，则反映制造业经济收缩。
　　2。调查范围
　　涉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中制造业的31个行业大类。自2013年1月起，调查样本从原来的820家扩充到3000家。
　　3。调查方法
　　制造业采购经理调查采用PPS(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 Size)抽样方法，以制造业行业大类为层，行业样本量按其增加值占全部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分配，层内样本使用与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成比例的概率抽取。
　　本调查由国家统计局直属调查队具体组织实施，利用国家统计联网直报系统对企业采购经理进行月度问卷调查。
　　4。计算方法
　　制造业采购经理调查问卷涉及生产量、新订单、出口订货、现有订货、产成品库存、采购量、进口、购进价格、原材料库存、从业人员、供应商配送时间、生产经营活动预期等12个问题。对每个问题分别计算扩散指数，即正向回答的企业个数百分比加上回答不变的百分比的一半。
　　PMI是一个综合指数，由5个扩散指数(分类指数)加权计算而成。5个分类指数及其权数是依据其对经济的先行影响程度确定的。具体包括：新订单指数，权数为30%；生产指数，权数为25%；从业人员指数，权数为20%；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权数为15%；原材料库存指数，权数为10%。其中，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为逆指数，在合成PMI综合指数时进行反向运算。
　　5。季节调整
　　采购经理调查是一项月度调查，受季节因素影响，数据波动较大。现发布的PMI综合指数和各分类指数均为经季节调整后的数据。
(原标题：2013年6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 小型企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8.9%)
(责任编辑：DF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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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对中国经济维持8%增速分歧明显
　　在昨日的博源基金会成立五周年学术论坛上，围绕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等问题，与会专家展开激烈讨论。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在会上详述了他关于“中国经济8%的增速将维持20年”的理论依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清华大学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丰则从不同角度出发，预计中国经济未来难现8%以上的增长。
　　在林毅夫看来，后发优势是决定一个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关键因素，要判断中国未来是不是还有可能高速经济增长，最重要判断后发优势到底还有多大。
　　林毅夫引用麦迪逊的数据分析，2008年中国人均收入按1990年不变价计算为美国当年21%，分别相当于日本在1951年、新加坡在1967年、韩国在1977年，和美国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在这种差距之下，日本维持了20年平均每年9.2%的增长，新加坡有20年平均每年8.6%的增长。
　　林毅夫续称，2008年中国人均收入是6720美元，当时美国是31000美元，假定美国人均收入不增长，中国到11000美元的时候，可能要到2020年。那时候我们人均收入也不过就是美国的30%而已。
　　“我觉得从2008年以后，中国经济维持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长潜力，这绝对不是过高的、乐观的估计。当然，我讲的是潜力，是从后发优势上所表现出来中国可能增长的潜力，当然，这个前提就是经济发展必须按照比较优势才能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必须深化市场体制改革，也必须克服由于人口红利过早消失，提高人力资源来补充增长的不足等。”林毅夫说。
　　相较于林毅夫对中国经济的乐观预期，参加论坛的其他专家则有不同观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表示，二战以后，有几十个国家先后进入了工业化的进程，真正成功的并不多，大部分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刘世锦表示，中国过往高增长主要依托于投资，但是在投资的结构里，基础设施、房地产投资占到了50%左右，制造业投资也较大程度上依赖于上述两项投资，在既有的技术水平和预算约束条件下，当基础设施、房地产历史需求峰值出现时，也就意味着经济高增长时代的结束。他预计，2015年左右住宅将会达到需求的峰值，而基础设施峰值早就出现，今后10年基础设施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基本上是一个平稳的比例，不会再继续上升。
　　“中国经济将来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到一个中速增长期。当然这样的转变需要一个时间，最近两三年应该是这样一个转换期，这个转换期潜在增长率为7%到8%之间，中速增长将会有一个寻找均衡点的过程。”刘世锦说，如果按照过去先进经济体的经验来讲，中国未来经济增速很可能在6%和7%之间，甚至更低一点，从逻辑上来讲都是可以解释的。
　　清华大学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丰表示，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会有很多，影响潜力的因素有很多，但是学界和决策层对人口因素的认识还不够。例如，2010年经济转型的关口，也是中国的人口红利彻底消失的一年。从2012年开始有效生产者增长速度会低于有效消费者的增长速度。他认为，人口老化不仅影响劳动力供给，对消费和整个经济的活力也有影响，另外，对储蓄和投资都会有一系列的影响。
　　“在韩国和日本达到美国人均收入1/5的时候，老人的比例占总人口的4%到6%，他们用了20年的时间，人口老化的程度才达到中国现在人口老化程度。”王丰说，中国从现在开始，老年人口(65岁以上)会从8%上升到15%。因此，与以前的日本、韩国相比，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不同的起跑线，在看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时，要把这个不同的起跑线考虑进来。（证券时报网）
(原标题：2013年6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 小型企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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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将进入中速增长期 消费或成主要动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昨日在博源基金会成立五周年学术论坛上表示，去年底的经济回升仅是短周期的，未来两三年中国经济将进入转换期，预计在2015年将进入中速增长时代，服务业比重也将在2017年超过工业成为增长主力。
　　刘世锦表示，中国经济增速或将在2015年左右下一个台阶，进入中速增长时期，最近两三年都是转换期。
　　“最近两年经济增长速度虽然回落了，但是和2008年金融危机时候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就业的压力并不大。”刘世锦表示，去年第四季度的增速回升可能仅是由于存款调整引起短周期的回升，而短周期预计将在今年年底结束。
　　刘世锦提醒，未来转换期潜在增长率将在7%到8%之间，而进入中速增长期后新的平衡点很可能在6%和7%之间。其中，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历史需求达到峰值将是高增长时代结束的主要原因。据介绍，投资结构中上述两项比重合起来占到八成以上，根据国研中心研究成果，基础设施投资峰值早已出现，而房地产投资预计将在2015年左右达到需求的峰值。刘世锦表示，消费将构成未来增长主要动力，预计到2017年左右服务业比重超过工业比重。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邢毓静则在论坛上谈到了资本项目可兑换问题。邢毓静表示，由于资本项目可兑换法律法规不明确，导致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多年来形成“宽进严出”，且家庭用户全球资源配置面临很多限制，包括直接投资和金融市场投资也面临很多限制。邢毓静认为，从国际、国内经济情况来看，目前是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非常有利的时机。经过几年发展，人民币汇率越来越接近均衡水平，我国对全球资本流动监测体系也建立了很好的基础，这些都提供了有利条件。（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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