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中国不会再推新版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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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所副所长李雪松也认为，尽管目前实体经济不乐观，但不应该再像过去那样依靠刺激政策来推动经济的发展。从长远看，这样形成的路径依赖，更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随着GDP盘子的越来越大，需要投资刺激的量也就越大，也不可持续。

张春雷摄(新华社发)

　　刺激政策难以治本 深化改革释放红利

　　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总体以“弱复苏”开局，4月份CPI涨幅缩小缓解了部分通胀压力，但PPI的连续下降显示出实体经济疲弱态势还在延续，而5月份汇丰PMI创出新低，进一步表明中国经济目前仍处于震荡整固阶段。面对经济复苏乏力的困局，近期舆论再次出现是否应该推出新版“4万亿”的讨论。专家普遍认为，依靠传统的经济刺激计划不能化解结构性矛盾，反而可能加重产能过剩、地方债等问题积累，所以稳增长的关键还在于继续深化改革和调整结构，通过推动深层次的制度改革来换取可持续发展的红利。
　　【经济增长自主性动力不足】
　　“制造业活动5月份趋冷，反映出内需放缓以及外围冲击还在发酵。”汇丰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表示，4-5月PMI(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平均为50，低于一季度的51.5及去年四季度的50.5，预示二季度工业环比增速可能再次放缓，给中国脆弱的经济复苏带来下行风险。
　　“由于宏观经济结构性分化，经济增长的自主性动力严重不足，未来中国增长的可持续性仍令人担忧。”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张茉楠认为，目前有三大矛盾依然困扰着中国经济：一是政府主导下的基建地产投资加速扩张与制造业投资下滑的矛盾，民间投资并未真正从政府手中接过接力棒，制造业长期平均利润率下滑影响投资信心；二是政府刚性支出上升与地方财政收入大幅下降带来的矛盾，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需要大量基础设施投资、城市发展投资以及民生投资，而房地产调控带来的土地收入下滑和资产缩水增加了地方政府和融资平台企业的偿债压力；三是稳定经济增长与控制潜在通胀压力上升间的矛盾。
　　【刺激计划难解结构性矛盾】
　　面对经济结构性的矛盾，是否还能通过新版“4万亿”刺激政策来提振经济呢？对此，瑞穗证券亚洲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认为：“恐难如愿。”他表示，一方面，近年货币超发与其后高通胀、高房价密不可分，加剧了结构性矛盾；另一方面，从效果来看，依靠货币刺激拉动经济增长的老路似乎也难以奏效，反而可能加剧影子银行与地方融资平台风险。
　　沈建光表示，金融危机以来，国家为刺激经济增长启动了大量项目，并释放了大量资金，此举虽然发挥了正面作用，但也有部分项目由于进入产能过剩行业，没有形成收益，目前迎来了还本付息潮。在利润较低之下，一些企业面临借新债还旧债的窘境，生产难以有效提升。这些矛盾说明，依靠传统的经济刺激难以化解结构性矛盾，反而可能造成问题积聚。
　　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所副所长李雪松也认为，尽管目前实体经济不乐观，但不应该再像过去那样依靠刺激政策来推动经济的发展。从长远看，这样形成的路径依赖，更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随着GDP盘子的越来越大，需要投资刺激的量也就越大，也不可持续。
　　【深化改革才是根本出路】
　　那么如何才能解决当前的经济困局呢？对此，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表示，投资、消费未与广义货币同步快速增长的情形，意味着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提振将不会像以往那样有力。中国经济走出低迷关键需要通过改革，为微观经济主体进行创新，寻找更有效的资源使用方式、更高效的生产方式、更加具有潜力的市场和更多适合消费者的产品创造环境。政府日前已决定再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事项，未来让微观经济主体有更大的自主权进行探索、创新和突破将成为中国保持经济增长动力的关键所在。
　　李雪松也认为，中国宏观调控当下的着力点应放在稳增长上，而稳住增长的关键在于继续加大改革力度。首要问题就是财税和金融的改革，进一步降低企业税负，同时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这是导致目前企业经营困难的重要原因。
　　此外，沈建光认为，还需要对上一轮经济增长中留下来的产能过剩与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加以消化清理，通过推动深层次的制度改革换取红利。尽管这一过程也难免经历“破茧重生”的痛苦，但值得肯定的是，决策层在改革问题上始终保持坚定。因此，预计明年政府也不太可能调高经济增长目标，而是通过适度牺牲经济增速以换取部分结构性改革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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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改委主任称“中国否决40万亿城镇化规划”不实
　　中新社苏黎世5月24日电陪同李克强访问瑞士的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徐绍史24日在苏黎世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否决40万亿城镇化规划”的相关报道不实。
　　徐绍史说，当前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推进的过程中，城镇化无疑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战略部署，它不仅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关系到社会管理和民生改善，实施上关系到生态文明建设。
　　徐绍史指出，有鉴于此，发改委已会同有关部门，一年多之前就启动了城镇化规划研究，并把以人文本、绿色低碳提高城镇化质量，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当成研究重点。
　　“现在规划编制已经进入了尾声，我们还没有上报国务院，所以我想国务院否决了40万亿投资的城镇化草案，这怎么可能？第一没有上报，第二我们没有做这种投资的方案。不存在这种情况。”徐绍史说。
　　对于方案将投入多少预算的问题，徐绍史说，研究方案里并没有做投资的预测。
　　有记者问，此次随总理来到瑞士农庄郊区参观，您认为这些国家城乡结合的模式，是否值得中国借鉴？
　　徐绍史答道，中国城镇化需要借鉴世界各国的经验，但同时又要结合中国自己的实践，非常期待媒体在城镇化进程当中多向社会和公众推荐一些积极稳妥、科学有序的推进城镇化的样本和示范。
　　在回应记者提出的“有美国报告指出，中国的碳排放量将在2025年达到最高峰”的问题时，徐绍史说，中国是非常负责任的一个应对城镇化的成员，因为中国一直主张“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近些年，中国国内在控制碳排放，在节能减排方面，从中央到地方都做了许多工作。
　　“至于排放的‘峰值年’是一个非常科学的问题，需要非常科学的测算。需要对我们的能源结构、需要对我们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科学的预测才能确定，我们到现在为止还在研究测算当中。”徐绍史说。（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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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改委官员：不要指望会有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
　　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目前不具出台可能性
　　中国政府会对持续低迷的实体经济出手吗？至少现在看来，政府还没有这样的打算。
　　23日，国家发改委一位官员表示，不要再指望会有新一轮的经济刺激计划，企业要做的是抓紧时机淘汰落后产能，升级产业结构。
　　同一天，工信部的一位官员透露的信号更为明确。该官员说：“如果实体经济真正到了低于预期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些相应政策出台。但目前还没有到刺激政策非出不可的地步，至少要再观察一段时间。”
　　行业诉求：去产能降税负
　　一个确定的信号是：尽管困难重重，但行业协会却并不希望政府再出台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
　　5月15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主持召开4月份经济运行形势分析座谈会，煤炭、电力、石化、钢铁、纺织、轻工、物流等行业协会都参加了会议。连维良在会议上称，要充分利用市场倒逼机制，引导企业在创新驱动、降本增效、提升管理上下功夫，加快推进结构调整。
　　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家发改委组织召开的上述会议上，相关行业协会并没有呼吁政府出台经济刺激措施，而是希望政府能够出手解决行业运行中出现的具体问题。两个比较普遍的政策诉求是淘汰落后产能和降低税费负担。
　　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副会长高勇说：“我们不认为政府应该出台经济刺激政策，目前遇到的困难是市场的问题，应该让市场解决。”
　　中钢协希望政府能够出手的原因是，出台相关政策，加快淘汰钢铁行业规模庞大的过剩产能。
　　部委信号：刺激计划无望
　　多位行业协会人士提供的信息显示，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在5月15日的行业座谈会上，并没有提供任何关于经济刺激计划的暗示。
　　连维良在当天的会议上表示，需要密切关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实体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同时他还希望行业协会要利用好眼前的时机，引导企业主动淘汰落后产能，进行产业升级。
　　23日，国家发改委有关官员说：“无论时机还是客观条件，目前都不具备出台经济刺激政策的可能性。要做的是继续把已经出台的政策落实好，保证政策的连续性。”
　　工信部官员称：“会不会出政策，取决于形势发展，起码要看5月、6月的情况到底怎样再说。这样出台政策能更有针对性，也更准确。但是刺激政策通常在提振经济的同时，也会扰乱市场规律。”
　　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所副所长李雪松说，尽管目前实体经济不乐观，但中央不应该再像过去那样依靠刺激政策来推动经济的发展。从长远看，这样形成的路径依赖，更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随着GDP盘子的越来越大，需要投资刺激的量也就越大，不可持续。（楚天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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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毅夫：中国经济有潜力20年保持年均8%高增长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林毅夫23日在厦门大学作报告时表示，如果充分挖掘经济发展的潜力，中国还可保持年均8%的高速增长20年。
　　林毅夫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9%的高速增长，这是人类经济史上的伟大成就。但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增速放缓，世界上有经济学家开始“唱衰”中国经济。
　　统计数据显示，从2011年第一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增速连续7个季度下滑，到2012年第三季度为7.4%，2012年第四季度有所回暖，升至7.9%，2013年第一季度又下滑到7.7%。
　　林毅夫认为，一个国家经济的潜力取决于国家经济增长的现实和它的决定因素。他强调，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为前提，中国经济的增长可以通过加大对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投资实现。
　　林毅夫表示，2008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未计算港澳台地区)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21%，相当于1951年的日本、1967年的新加坡、1975年的台湾地区和1977年的韩国跟美国的差距。这些国家在此后20年内的经济分别保持了平均每年9.2%、8.6%、8.3%、7.6%的增长。按照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若充分挖掘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利用后发优势，中国经济发展还能保持年均8%的高速增长20年。
　　林毅夫预测，中国若能维持8%的经济增长收入，到202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可能达到12500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到2030年，中国将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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